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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安旅行社

从“朱爱民案”最终结果看西班牙的宽松法制

2019年03月22日 11:23 来源:欧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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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您是否还记得2015年11月11日,华商朱爱民因阻止三个当地年轻人在他店里行窃,而遭遇暴力殴打重伤入院,在重症监护室深度昏迷一周后,朱爱民不幸离世。而这个案子经过跌宕起伏的冗长的三年多审理审判,3月12日,西班牙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下达了:主犯的刑期从17年降为14年,另外两名从犯则予以赦免。这样的判决结果让人感到心寒,试问西班牙法律量刑如此宽松,公平公正何在?华人的生命财产谁来保护?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轰动一时的西班牙华人店主朱爱民惨遭群殴致死案,许多旅西华人应该依然记忆犹新。2015年11月11日晚,在西班牙北部Cantabria大区Santander省Torrelavega市,两男一女共三名不良青年,来到华商朱爱民所经营的食品店中,在一人掏出从其它超市偷来的物品进行兜售的同时,另外两人则趁机偷拿店内货架上的啤酒和其它小食品。朱爱民发现后,对他们予以斥责,双方随后发生争吵,三个年青人出手对其进行残酷殴打。

  案件发生后,被打成重伤的朱爱民在当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深度昏迷了一周之后,最终于2015年11月17日凌晨不治身亡。

  三名殴打朱爱民致死的凶手在作案后,逃到附近的小巷中,享用他们抢走的啤酒和小食品。后来赶到的警察,在附近居民帮助下,将在吃喝谈笑的三人抓获。

  从案件发生,到凶手被捕,前后仅一个多小时。然而,随后的司法审判之路却异常曲折,可谓是一波三折。先后经历了初审、上诉、再审、再上诉、终审等司法过程。并在此期间还发生过适用诉讼程序之争、多次因故休庭、延期等等小插曲。

  经过三年多的“坎坷”之路,有关西班牙华商朱爱民被殴致死案的审理在日前有了最终结果。今年3月12日,西班牙最高法院就该案被告对此前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作出了终审判决:将主犯的刑期从17年降为14年,而另外两名从犯则予以赦免。很显然,与地方法院的判罚相比,西班牙最高法院对杀人凶手做出了“减刑”的决定,并且还是终审性的。

  由此,轰动一时的华商遭受群殴致死案,仅以1名凶犯的14年徒刑而永远“画上了句号”。这样的结果对于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一个星期,最终惨死的朱爱民来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彰显“公平”和“正义”呢?

  实际上,面对西班牙的宽松法制,作为备受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旅西华人,现在谈论“公平”、“正义”这种具有更高层次的社会抽象价值,不仅是一种奢谈,而且还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目前,对于华人来说,最实在的是,应该如何从类似“朱爱民案”这样的暴力案件,以及随后的西班牙司法处理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让广大华人今后面对犯罪侵害时,可以更少地付出自身的安全成本,尽可能地寻求自保和减少损失。

  漫长的司法审判最终让谁“笑了”?

  中国有句话叫“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自从打死朱爱民的三名案犯落网以后,在受害者家人,以及检方与凶手们的司法博弈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曾屡次就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满,提出上诉。甚至案犯们还“钻空子式”地利用司法“漏洞”,合理合法地拖延案件的庭审日期。

  实际上,在对凶手们的首次判决中,以检方为代表的原告方面就认为Torrelavega省级法院量刑过轻。在Cantabria大区法院发回重审后,虽然地方法院加重了刑期,但对于被告们就此所提出的上诉,西班牙最高法院最终减刑的减刑,赦免的赦免。如此来看,在“朱爱民案”中,正义和邪恶,凶手与受害者,到底“谁笑到最后”?想必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在“朱爱民案”中,从进入司法程序开始,作为原告的受害者家属、检方,以及所有关心此案的华人和Torrelavega的市民们,就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2015年11月11日案发当晚,三名凶手就被Torrelavega市当地法官下令关押待审,并不得保释。对此,他们提出要求允许保释的上诉。转过年,2016年1月,Cantabria大区法院作为上级法院,接到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上诉以后,驳回他们的请求,决定继续关押。至此,许多同情,支持受害者的人们似乎看到了严惩凶手的希望。

  然而,仅仅三个月后,即2016年4月,Cantabria大区法院态度突变,先后批准了一男一女两名从犯的保释请求,但对24岁的主犯仍然予以关押。这一改变令许多人,特别是华人,感到有些意外和惊讶。对此,法院解释说,以前驳回假释申请,是考虑他们可能前去威胁作为主要证人的朱爱民遗孀,妨碍案件的审理。但后来认为,保释作为次要犯罪嫌疑人的两名年青人,对证人不会造成影响,所以才决定在对方缴纳3000欧元保释金的情况下,予以放人。

  同样在2016年4月,Torrelavega省级法院对华商朱爱民被殴打致死一案进行了一审,并在判决中对24岁的主犯和21岁的女性从犯,以偷窃和伤害的罪名,分别只判处了1年半和1年零3个月的徒刑。而那个20岁的第三名犯罪嫌疑人则被判无罪。

  华人被殴打致死,凶手只得到了一年多的刑期,这样令人意想不到的“轻判”不仅让检察官和朱爱民的家人都极为不满,而且连当地西班牙民众也感到非常气愤。他们曾自发地聚集在遇害华商所经营的店铺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这些附近居民认为,初审的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三名犯罪嫌疑人所涉及的罪名不应该是“偷窃”和“伤害”,而是“暴力抢劫”和“谋杀”。抗议者们表示,朱爱民正是因为遭到三名被告残忍的围殴,才会在医院昏迷5天之后离开人世。

  面对Torrelavega省级法院轻得有些荒谬的一审判决,检方立刻上诉至上一级的Cantabria大区法院。检察官表示,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量刑过轻。在判决中,法官将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各自分开进行单独处理,而实际上三名被告是共同犯罪,并且情节恶劣,已经涉及蓄意谋杀的罪名。大区法院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要求Torrelavega省级法院重新调查此案,并预定在2017年10月进行重审。

  对于重审,检方和原告都申请Cantabria大区法院能够以公众陪审团的方式进行审理。对于这一要求,法院却予以驳回。在西班牙,对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通常都通过陪审团来进行。陪审团的成员除了法律界人士以外,还有其它各行业的社会人士。所以,这种审理方式,颇能体现出更大的公正性。很显然,Cantabria大区法院作为上一级法院,拒绝陪审团审理,就是压根没有把“朱爱民案”视为一起大案。

  斗转星移,从2016年4月到2017年10月,一年半过去了。华人受害者的家人终于等来了Torrelavega省级法院的重审。但刚一开庭,主犯就向法官申请更换辩护律师。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被告的故意拖延“战略”,以便审判能够推迟进行,但为了避免随后的庭审被判定无效,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据悉,该主犯从一开始已经换了三任律师。这样,他再以换律师的方法,又一次成功推迟了庭审。

  2018年3月,Torrelavega省级法院终于再次开庭,对殴打华商致死的三名罪犯进行了重新审理和判决。这次,法院以杀人罪和暴力盗窃罪而被判处主犯17年的有期徒刑。另两名从犯因犯有暴力盗窃罪,共被判处了4年零2个月的徒刑。

  殴打朱爱民致死的主犯,所面临的刑期一下子从1年半,升至17年,这其中的悬殊变化,在让人感到西班牙法官定罪量刑的巨大随意性的同时,也使主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大相径庭般的改变。于是,他连同两名从犯一起再次上诉至西班牙最高法院。

  2019年3月12日,西班牙最高法院在终审判决中,就“朱爱民案”进行了改判。主犯的刑期从17年降为14年。两名从犯则被赦免!

  由此,轰动一时的华商遭受群殴致死案,仅以1名凶犯的14年徒刑而最终“画上了句号”。不过,对于Torrelavega省级法院重审中,案犯要对死亡华商家属支付253600欧元赔偿,以及对当地医疗部门进行26800欧元补偿的判决则被保留下来。

  对于改判和减刑的原因,西班牙最高法院解释说,原来的判决违反了“刑期与犯罪程度应相称”的原则。因为凶手杀人,只是为了偷8小桶罐装啤酒、3包薯片和一个玉米罐头等“不值几个钱”的东西。最高法院还表示,之所以赦免两名从犯,是因为原判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因为对这两个人的指控属于“证据不足”。

  如果对比西班牙最高法院与Torrelavega省级法院前两次的判决结果,可以发现,对两名从犯的判决可谓是“史无前例”的轻。从有罪和各1年多的刑期直接改为“无罪”。而对主犯的判决也减了三年。面对这样的结果,华人受害者的家属可谓是依然在“哭泣”,而三名凶手则在3年多的司法较量中,“笑到了最后”。

  旅西华商的血泪教训和安全困境

  在西班牙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有一句话应该引起旅西华人们的注意,那就是由于凶手暴力伤人致死是为了抢一些不值钱的“琐碎东西”,所以按照“刑期与犯罪程度相对应”的原则,凶手就得以轻判。在这种情况下,一条人命的消失,仅仅因为凶手抢的是“小东西”,就可以“淡然处之”。这就是西班牙宽松法制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旅西华人的安全困境从根源上说,几乎没有获得改善的可能。

  那么既然华人要在西班牙生活下去,就要考虑如何适应这宽松法制的现状了。在这方面,更要顺着西班牙最高法院的思路,来衡量自己的“安全成本”,或是“抵抗成本”。如果犯罪分子抢的是不值钱的“琐碎东西”,如“朱爱民”案中的几桶啤酒和几袋薯片的话,那就真的要由他去了。虽然这样做,很无奈,但毕竟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与西班牙一些混混这样的“人渣”较真,也的确是得不偿失。最后,希望大家都能铭记这样的“血泪教训”,在今后的生活和经营中,一切都要“保命要紧”。

                                            本报记者 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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