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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朱诚如:“康乾盛世”时期西学为何能在清宫传播?

2022年03月15日 08:23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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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问)朱诚如:“康乾盛世”时期西学为何能在清宫传播?

 

  中新社北京3月14日电 题:“康乾盛世”时期西学为何能在清宫传播?

 

作者 朱诚如 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主持院务)

 

  走过600多年历程的故宫,是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其见证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印记。

 

  但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是,历史上故宫也曾开展丰富多样的中西科技文化交流。这段中外互动史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康乾盛世”时期,西学得以在清宫传播,中西方科技文化在此交汇。从作为清初东西方科技交流产物的原始手摇计算机,到西方宫廷画师绘制的包括《乾隆皇帝大阅图》在内的纪实性作品,这些史料成为人们认识18世纪中国历史的实证,也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见证。

 

铜镀金盘式手摇计算机 作者供图


  “康乾盛世”国力强大是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根基

 

  康熙朝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中经雍正朝大刀阔斧改革,到乾隆朝到达顶峰。历经三朝,中国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稳定有效的治理,也沟通了边疆各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联系,奠定了版图基础。康雍乾时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出现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新局面。全国耕地面积首次突破10亿亩;乾隆时期,户部银库所存白银常年保持在六七千万两,国库存银是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倍半,这在中国财政史上是空前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全国人口突破3亿,不到50年人口翻了一倍,人口总数出现空前的高峰值。从某种角度讲,康雍乾时期奠定了中国今天的人口基数以及在整个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位置。

 

  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制造业国家。据清史专家戴逸先生的研究,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其中中国就占了6个。城市发展促进了制造业发展,大量中国瓷器、丝绸、茶叶出口欧洲和东南亚。18世纪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份额超过欧洲。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当时中国的制造业作出了大量贡献。

 

  海上交通的开辟,使原本沿着不同轨道运行的东西方国家产生了文化交流。清初到乾隆时期,法国、葡萄牙、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俄罗斯等国派遣大批传教士和使团来华。

 

“丝路远帆”——海上丝绸之路精品文物展吸引市民观展。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至唐朝,繁荣于宋元,转变于明清,是古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东亚、东南亚、欧洲以及非洲各国进行贸易和友好往来的重要航路。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国力的强大使中国既有吸引力,也有抵御力,这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根基。相较于当时的巴黎、伦敦、莫斯科、罗马,北京无论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方面,都有明显优势。应该说,18世纪清王朝都城北京、皇宫紫禁城和欧洲出现了相对开放的局面。


  西学在清宫的传播是人类文明史的见证

 

  西方使团和传教士本作为早期西方殖民扩张的先遣队来到中国,但他们也将西方宗教、文化、科技理念带了过来,弥补了中国知识界在舆地、天文、数学方面的短板。西式建筑的教堂,例如著名的天主教东、西、南、北四堂出现在北京,让人们看到另一个世界。耶稣会传教士开始翻译天文、数学、舆地方面的西方书籍并刊刻传播。

 

  康熙皇帝本人熟悉中国古代典籍,凡天象、地舆、历史、音乐、经济、骑射、医药及蒙古、西域、拉丁诸文字,均有涉猎。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重视西洋科学,将懂得西洋科学(即“会技艺的人”)的耶稣会传教士引进内廷,每日轮班传授西学。

 

  康熙皇帝出巡时,身边甚至有一些西洋学者随行进行天文观察和地理测量。中国很早就能绘制地图,但都无经纬度线,记载里程也多有讹错。康熙皇帝亲自指派中国人与西洋学者一起,按省测绘,费了30年工夫,绘制成精密度远超过前代的《皇舆全览图》。

 

  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传教士南怀仁为北京观象台主持设计制造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和天体仪等,传教士纪理安为观象台制作了一架欧洲风格的地平经纬仪。这些天文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推进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

 

游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参观。十八世纪,清代宫廷即大量使用机械钟表。这些钟表以英国产品居多,亦有法国、瑞士等其它西方国家的,还有中国自行制造的。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康熙皇帝还向来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和白晋等人学习西方数学,他主持的《数理精蕴》比较了西方数学与中国传统数学,不仅剖析了中国古代数学,还吸收了当时已经传到中国的西方数学知识,成为代表中国当时数学最高水平的著作。

 

  乾隆时期开始注重机械钟表引进和仿制,把当时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用到“机器人”上,钟表集走时、报时、音乐、人物活动等多功能于一身。这反映了欧洲机械制造业对中国的影响。

 

  在中西交流中,除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得以突显,西方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在康雍乾三代也影响深远。

 

  意大利人郎世宁康熙末年来到中国,被聘为宫廷画家后,历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他善画帝后人物、珍禽走兽、奇花异卉,能将西洋画法与中国传统笔墨相融合,画风影响深远。他留下《乾隆皇帝大阅图》《百骏图》等传世名作,是清代传世作品最多的著名宫廷画家。和郎世宁前后进入宫廷的画家法国人王致诚、意大利人安德义、波西米亚人艾启蒙等善画油画人物、肖像、走兽、花鸟,他们落脚清宫,合称“四洋画家”,画了许多反映宫廷重大历史事件和帝后肖像的纪实性绘画作品。

 

观众用放大镜观看以郎世宁《百骏图》为蓝本的苏绣作品。中新社记者 张浩 摄

  从汤若望的新法地平日晷仪到南怀仁的浑天仪,从西方传教士翻译的大批西方科学知识著作的刊刻,到宫廷外国画家们的大量传世纪实性绘画作品,从西方人为康熙皇帝学习数理科学在清宫自制的手摇计算机,到后来独创的排筹式计算机……这些至今留存在宫廷内外的科学仪器表明,康雍乾时期西方科学技术在清宫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史的见证。


  中西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必然

 

  清朝皇帝面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接纳和学习是明智之举,但其只学到皮毛,并未根本改变“西学中源”的观念,先进的西方制造技术并未扎根中国。紫禁城正殿太和殿前仍然是日晷,而不是先进的机械钟表。郎世宁等人的纪实性绘画在中国写意水墨面前,仍处于下风。历史的积累和惯性使然。

 

  与此同时,西方使团和传教士也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中国的历史文化、天文地理、山川风貌、市井乡村生活风俗引起西方学界广泛重视。精美陶瓷、丝绸纺织品成为西方贵族的奢侈品,引发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中国潮”。

 

市民参观“瓷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对欧洲的影响”展览。中新社记者 赵隽 摄

  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品特别是传统工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传承的积累,有着丰富的技术含量。欧洲传教士和俄罗斯商团学习了中国的陶瓷制作技术,回国进行仿制。丝绸、染色以及漆器工艺,也传到了欧洲。

 

  回望历史,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由于时代和历史局限,交流中的碰撞和阻滞只是暂时的,不必以今人标准苛求古人。在全球化的格局下,更需进一步推进国际科技和文化交流。(完)


  作者简介:

 

  朱诚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新编)《中国通史》清代卷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辽宁师范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主持院务)、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评审组组长,多卷本《清朝通史》、《清朝前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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